2021年第六屆南海佛教深圳圓桌會12月9日在深圳舉行，來自中國、老撾、緬甸、泰國、韓國、日本、美國等15個國家和港澳台的佛教界領袖、嘉賓以線上線下的形式共同參會，王石主席出席並作題為《人類共性：一個無比重要的課題》的提綱式發言。本文刊發時文字有所修訂。

        我很欣賞我們這個會議的名稱：泛南海佛教（深圳）圓桌會議。 “圓桌會議”是一種溝通形式，據說源起於公元五世紀英國國王亞瑟所首倡的Round-table，國王和騎士不分主次圍繞在圓桌周圍，代表了一種平等的精神。泛南海國家的宗教領袖們圍攏在一起，對這個區域的佛教傳播、和平與發展各抒己見，平等交流，正體現了圓桌會議的精神。

        為此，請允許我提一點建議請印順大和尚考慮。我們的會議最好不在圓桌之外另設主席台。講話最好不分台上、台下；圓桌座位也不必分主次。我還建議每次開會之前，舉行一個莊重的抽籤儀式，以此決定座次和發言順序。中國是主辦國。主辦國也不必當老大。我們要做的是服務，用服務表達我們的擔當。這樣的會議也沒有必要邀請太多的領導。畢竟是佛教界的事，不能讓人看起來領導比和尚還多。

        我的發言題目是《人類共性：一個無比重要的課題》。尤其在當今條件下，這個課題重要的不得了，因為關係到人類前景。莎士比亞戲劇裡有一句著名的台詞，就是哈姆雷特所說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

        中國人嚮往天下大同，並在十年前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的是這些觀念不僅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建立在對人類共同性的認知基礎上。就是孟子所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建立這個基本認識極為重要。反之，如果認為人類，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大於共同性，那麼如何談論天下大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2020年我在世界華人國學論壇上講什麼是“大同”，我說：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處看千差萬別，大處看則是相同的。我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目前問題是，過度強調文化的特性和差異性，各美其美變成唯我獨美。民族主義在19世紀、20世紀有其正義的一面，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那個時期民族主義等於愛國主義。但在人類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過度強調民族主義，無疑會加大國家、民族、區域、文化之間的分化、對立，乃至衝突。所以民族主義在今天又有抹殺人類共性，令人擔憂的一面。

        全球化，在經濟與科技相鏈接的同時，必然引發文化與政治的排斥。這一點，著名的亨廷頓教授早在1993年出版的新書《文明的衝突》裡就發出了警告。當時國內一片批評之聲，認為作者在鼓吹衝突。其實現在看來他是非常有遠見的。所有的事情都說明他的遠見和警告是非常重要的。

        亨廷頓的思想裡有一個概念，即 Identity。這個詞彙的意思是“特性/身份”，引入中文時譯為“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認同什麼呢？自然是認同本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這本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就像人們說的鄉愁一樣。但是過度強調文化認同，認同到只有本民族沒有其他民族，只有本國沒有世界，就會走向另一面。因為“認同”即隱含著“不認同”，乃至排斥。

        很多年裡，“我是誰？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三句問話不斷被人引用。據說這個著名的三連問出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以後，在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的傳世名作之上，這三問變為“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裡去？”

        必須加以區別的是，無論柏拉圖還是高更，他們的追問，是哲學之問、人類之問。而亨廷頓教授的Who are we？雖然同樣是追問，卻已變為來自歐洲的新移民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問、美國之問。受到亨廷頓教授的啟發和影響，我們的追問，我們的文化認同，在胸襟與格局上，也與柏拉圖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下面我想嘗試性地講到涉及人類共性的幾個方面，說明這個課題的廣泛性與重要性。

        比如現代人類是否起源一地，是否源自一個共同祖先？根據人類學新近的研究，包括中國科學家的DNA比對與分析，基本肯定了以上推想。那麼，曾經存在和進化著的、多個區域的古代猿人都到哪裡去了呢？

        以中國為例，從200多萬年前的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萬年前的元謀人，115萬年前的藍田人，70萬年前的北京人，35萬年前的南京人，30萬年前的和縣人，10萬年前的長陽智人，到2萬年前的山頂洞人，已經構成相當完整的進化鏈。為何卻要將現在的中國人歸宗於10-20萬年前非洲的現代智人呢？

        已經發現的原始人化石，從時序上看，距今10萬年以下，5萬年以上，中間有一個斷層。這個斷層在時間上恰好與第四紀冰川期重合。而恰恰在這一時期，除赤道附近相對暖和的非洲以外，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可怕的嚴寒中消亡了。不僅中國，12萬年以前已經生存在歐洲和西亞等地的安尼德特人，也在3萬年前滅絕了。

        研究表明，倖免於難的非洲現代智人大約從6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走向各處，也包括從東南方向進入中華大地，代替了先前存在過的東方遠古人類。或者也不排除他們與零星倖存的遠古人類相融合。

        比如人類在不同地域中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是共同的，從母係到父系，從舊石器、新石器到青銅器、鐵器，從漁獵採集、游牧、種植、商貿到工業化、電氣化、數字化，也走過了大致相同的路線。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也讓人們不能不追問，為什麼在絕無溝通可能的情況下，生存於不同文明人類先知先哲，竟會在同一歷史階段一起覺醒呢？

        比如，科學的一元性。有的朋友不能接受，他們認為科學家是有社會屬性的，因此科學也應該有。科學家的社會屬性（國籍、階級）與科學的一元性並不矛盾。從古到今，從東到西，由人類的求知欲、實踐、開創精神所驅動的人類科學，是人類對客觀世界、客觀真理的認知。王國維所說“學無東西”，以及人們常說的科學無國界，都是在講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不分國家、民族、階級、信仰、年齡和性別的。

        2009年周有光先生在其新作《朝聞道集》中講到上世紀50年代中國向前蘇聯一邊倒，認為不僅社會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也有階級性。於是出現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米丘林生物學。中國科學界居然成立了5萬多個米丘林小組。西方國家的科學被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然而人類的進步說明世界上沒有“一國的科學”“一個階級的科學”。學術可以有流派，但科學是一元的。

        比如，所謂普世價值。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放置四海皆為準的普遍真理。這說明共產黨人並不一般地反對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有的學者更傾向於譯作“普適價值”），而是反對不講普遍性，硬要把自己的價值觀說成普世價值，並強加於人。

        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國際法的基本精神歷來被普遍認同。聯合國以及各個國際組織得以運作，也說明共同價值的存在。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懸掛於聯合國總部大廳，就是有力說明。

        比如，心理需求。我不想引述過多的論述以及人類心理活動的規律性。我只想簡單地提到馬斯洛所講到人類需求的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這些需求以及它們的順序，顯然是人類共同的。

        比如，共同美。人的審美千差萬別。所謂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但是共同之美是存在的。即使在強調階級、階級鬥爭的年代，毛澤東主席在寫給詩人何其芳的信件中仍然主張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這一看法也適應於不同信仰、民族、年齡、性別的人群。否則無法理解那麼多藝術家、藝術作品，衝破時間、空間、國家、民族界線，受到全人類的普遍推崇。

        優美、典雅、崇高、歡樂、詼諧、悲劇性等審美範疇，意料之外，曲徑通幽，開門見山，情理之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氣韻生動，似與不似，此時無聲勝有聲，婉約與豪放，寫實與寫意，大雅不雕，大音希聲，大巧若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等藝術經驗、表現手法與美學風貌，以及簡潔、和諧、適宜、對稱、比例、對比、呼應、重複、停頓、再現、強調、節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也體現著某種約定俗成的、共同的審美取向，成為李澤厚先生所講的“有意味的形式”。

        全球化過程中又一個詞語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這就是“同質化”。同質化也有兩面性，消極的一面是缺乏個性。但我認為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同質化體現出人們對新世界的共同追求。高速公路、航站樓、高鐵、商場、大型購物中心、國際酒店、自助餐、機器人、寫字樓，在這種大規模的、世界性的模仿中，看到的是人類共同的需求，包括審美需求。

        比如，西化、現代化、全球化。可以說全世界所有人類都已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這個過程。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一詞風行世界。人們一方面看到一種現代化的複數（-s），歐洲的、印度的、北美的、日韓的、中國的現代化，等等。另一方面人們也發現無論怎樣強調地域性和傳統文化，“現代化”以及“現代性”的探討也指向若干共同的價值。即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制、市場經濟、生態環境、多元文化。

        我們所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2個方面，也是人類共同價值。

        即使不同的社會制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存在共同的現代性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說明姓資姓社並不是格格不入，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兼容互補。兩種制度的長期共存，既對立又融合，也許會在相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走向和解，如張橫渠所說，“仇必和而解”，實現古人所說，“道並行而不相悖”。

        最後，還有宗教、宗教文化。目前全世界的信教人口約65億。每種宗教的崇拜對像不同，儀規形態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藝術風格也不同。但宗教的超現實性、神秘性、終極關懷，以及博愛、同情、慈悲、利他主義等卻是基本一致的。

        我們注意到，一方面宗教的對立、衝突、戰爭沒有停止過，另一方面，不同宗教尋求“共同倫理”的努力也沒有停止過。 1893年以尋求建立全球信仰為目標世界宗教會議，以及一百年後，1993年瑞士神學家孔漢思再次於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並起草了《走進全球倫理宣言》，譴責“借用宗教名義的侵略和仇恨”。他還特別說到：“中國的偉大人文傳統的精髓：人道、互信、和諧，給世界倫理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還有許多重要的領域。每個領域都需要我們共同面對。比如災難。這次新冠病毒說明災難也全球化了。雖然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但人類並沒有因此而更加抱團，卻走向了分化和對抗。無疑，目前的世界已經淪為一個對抗和分裂的世界，一個強人與強權的世界，一個極端到近乎於失智和瘋狂的世界，一個讓善良而無辜的人們普遍失望的世界。這中間各主權國家和民族終將接受檢驗，你的行為將考驗你的文明，以及你的宣言是真的還是假的。我發現人們所說的“世界觀”並不是從世界、從全人類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各自從自身出發看世界，心裡想的是如何將自己利益最大化，如何瓜分這個世界。

        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這是對的。但是世上也沒有完全不同的兩片樹葉。完全不同就不是樹葉了。

        我一次又一次的想，什麼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不變的想法，我想無非是以下這些：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仁愛之心，惻隱之心，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將無同，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及學無中西，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等等。

        最後請允許我對明年的會議提供一點意見。佛教能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原因之一是它廣泛的適應性。適應不同區域的文化，並與之共生。因此明年的圓桌會議，假如能請泛南海國家的佛教領袖們各自暢談一下佛教與在地文化，與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與斯里蘭卡文化，與馬來西亞文化的關聯等等。我相信這將會是一個有趣的、令人嚮往的話題。

【本文系2021年12月9日中華文化促進會王石主席在第六屆泛南海佛教深圳圓桌會議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