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來台後，週末父親帶我到「掬水軒」找廣東同鄉，當時店家有賣簡單的港式點心，記得是用鋁製的碟子盛裝，因此衡陽路是我第一條知道的臺北街道。

衡陽路不長，但有三段，它從新公園後門直通西門町，樓房多是兩層，有些低矮的街屋是木造的，三輪車穿梭其中。在日據時期這裡稱作「榮町通」，與「本町通」(重慶南路一段)、京町通(博愛路)同為市區中心最繁榮的街道。

當時的建築規定須設置寬度約3.6公尺的亭仔腳(走廊)，這樣行人可以不怕日曬雨淋。日本人一心一意想將「榮町」打造成東京「銀座」的翻版，奢望永久殖民寶島台灣，的確蓋了一群華美堅實的樓房，沒想到50年後帝國的氣數已盡，不得不拋售房產倉皇離走。

衡陽路的起端(北端)介於「三葉莊」旅社(1號)和「公園號」酸梅湯(2號)之間，「三葉莊」是一棟仿巴羅克的三層樓房，立面以紅磚和洗石子砌成，工法相當考究。它建於1912年，原是「三葉商會」，曾經在樓下賣過三色霜淇淋，1990年2月，無預警地被買家連夜拆除，來不及封為古蹟。

「公園號」最早是在公園前的懷寧街推車叫賣，直到1969年纔買下前「升川洋服」的紅磚店面。它的冰鎮酸梅湯是夏天生津解渴的好飲料，配方包含山渣、甘草、烏梅、桂花等材料，以小火熬煮兩個小時，風味特佳。以前沒有杯子裝，都是倒在有冰塊的塑膠袋裡，插上一根吸管，好讓顧客邊走邊喝。

從同側走下去有幾家令人懷念的餐廳，「老大昌」是從上海法租界遷來的西點麵包店，後來改做西餐廳，是1977年第一次參加高中同學會的地方，記得有電子琴演奏。三層樓的「田園西餐廳」近在咫尺，是市區少數播放古典音樂的咖啡廳。

這段路的18號有一家「369餐館」，賣的是蒸餃、包子、上海菜飯，1965年7月，父親陪我到北一女參加高中聯考，中午在那裡用餐，是第一次上館子。它的前身是「首都三六九公共食堂」，台灣早期的平價飯館都稱為「公共食堂」，表示一般的公務人員可以吃得起，現在的「極品軒」是拆掉後重建的大樓。

這一段的老房屋幾乎全部拆光，祇剩下「凱帝理髮廳」(13號)和毗鄰的「永和豆漿大王」(11號)，外觀殘破，益顯老態龍鍾。同志電影「孽子」(白先勇小說改編)曾經在此取景，因為新公園一度是「玻璃圈」(男同性戀社群)的幽會地點，為此，市政府將水泥圍牆拆光，以不障眼的鐵柵欄取代。

路口兩側各有兩棟老建築，1945年10月，臺北市市長遊彌堅(內湖人，留學日法)和林呈祿(台灣新生報董事)、范壽康(教育處處長)等人利用「新高堂書店」的舊址共同創辦「東方出版社」，游彌堅任總編輯，林呈祿任社長。1954年，「東方少年」創刊，以小學生的照片作為封面人物，為台灣兒童讀物的濫觴。

1980年，兒童書店就地重建為8層樓的「東方大樓」，門市部搬到4樓，規模反而縮小。它的對側即2018年熄燈的「金石堂」書店，它最早是西尾靜夫經營的「西尾商店」，此人喜好攝影，代理過Konica相機和富士軟片；離台後由大稻埕的攝影師張才接手，改名為「福德照相材料行」。

1984年，「金石堂」承租時是打通的二連棟建築，包括將衡陽路17號的前「西尾商店」和重慶南路一段119號的前「福田商會」，他的第一代的店主為福田定次郎，他曾經聯合賣和服的商家成立商會於此。近年金石堂的舊址被香港商人租下作為「The Hive」的共用辦公室，重新注入新生命。

在衡陽路與重慶南路的十字路口，中央曾經有一個指揮交通的圓形崗亭，大概是為了管制通往總統府的車流，它在90年代末期被拆除。越過馬路進入中段後，左右兩側各有一棟仿巴羅克式洋樓與「東方出版社」、「金石堂」相望，形成對稱的佈局。

正中大樓的前身是「大倉本店」(20號)，專賣與東京同步流行的歐美百貨，尤其是各式各樣美觀的鞋子。正中書局是CC派陳立夫和陳果夫的事業，出版黨國政治書籍，以及部定中學課本。隔街的西式洋樓是三好德三郎所創設的「達利茶舖」(19號)，專售京都的宇治煎茶和台灣的烏龍茶，此人是長袖善舞，活躍於政商界的聞人。

「達利茶舖」曾經分出部分空間給郵便局使用，數度易主，為不同店家進駐，包括「中華西服」和今日的「星巴克咖啡」。1974年，父親用他工作單位治裝費的名義，帶我來「中華西服」量身訂製第一套西裝，是淺灰色的。我從大學到剛出社會一直穿在重要的場合，直到身材走鐘為止。

衡陽路又有「臺北小上海」之稱，在國共內戰時，一些大陸商人見局勢不樂觀，陸續搬來臺北復業，其中有不少是上海人，因此帶來十裡洋場的奢華，從衣著到飲食都有。以前擁有幾家分店的「白光攝影公司」在衡陽路(30號)設立總店，老闆名叫高鴻烈，專門為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拍照，據說開幕時就是請名歌星白光(史永芬)來主持剪綵。

對側的15號是被時光淹沒，蕭孟能開的「文星書店」，他因出版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被警總查禁。1957年他又創刊「文星雜誌」，因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不容於當時的威權政府，終於1968年停刊，共出版了98期。擔任主編的李敖也因「內亂罪」被判刑10年，在新店的軍法處看守所韜光養晦近6年多之久。

在中段有許多老字號的商店，32號是「上海聯合藥局」(1950)，隔壁的30號是「虹橋書店」，它出版的「美國話」是當年留學生常買的英語會話書本。因火災結束營業的「翔泰綢布莊」總店(68號)，是官夫人們挑選布料做旗袍之地。1970年，吳蘇英聘請香港主廚在46號開了供應傳統粵菜的「大三元酒樓」，它的創始時間僅次於早期在西寧南路的「馬來亞餐廳」(1958)。

衡陽路舊稱「石坊街」，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已有商業街的雛型，為台灣巡撫劉銘傳從上海、蘇州等地募資，招請浙江工匠來台建造。「石坊街」之名源於此處的「急公好義」牌坊，表揚臺北艋舺貢生洪騰雲捐地為北台灣參加科舉考試的童生興建考棚的義舉，1905年被台灣總督府拆下移至今日的228公園內。

在「石坊街」有四連棟樓房(54~60號)是日本據台後進行市區改正計畫時所建，時間約在1912~1920年。以前54號是賣糖果的「富士屋」，後來被「全祥茶莊」購得，樓頂有整條街唯一的鐘塔；56號是賣歐美雜貨的「義興商店」，為「伍中行」購得；58號是賣鐘錶的「和泉時計店」(台灣第一家)，因屋頂漏水，「伍中行」遂遷入；60號是賣醃漬物的「酒卷商店」，為「掬水軒」購得，這四連棟都被北市文資會認定為市定古蹟。

過了博愛路算是衡陽路的後段，相交處立有全台第一座攀爬操控的紅綠燈號誌塔 (1935)。1932年12月3日，日本商人重田榮治投資的「菊元百貨」開幕，是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設有載客電梯，比台南的「林百貨」早兩天。自此，大樓的正面常垂掛刺眼的政治標語，例如「祝建國祭」、「祝漢口陷落」，殊不知1941年抗日名將薛嶽以聞名中外的「天爐戰法」大殲日軍於長沙。

台灣光復後「菊元百貨」為政府接收，改名為「中華百貨」，一樓是「生生皮鞋」，地址改編到博愛路；1951年，「軍人之友社」的總部設在頂樓。之後，這棟7層高樓幾度轉手，新的業主仍用來經營百貨，如「南洋百貨」(1968)、「洋洋百貨」(1977)，皆因債台高築，連續倒閉。1979年，它被國泰世華銀行接手，但已改頭換面，大異舊觀。

五、六十年代，這個路段有好幾家寄賣舶來品的委託行和兌換美鈔或港幣的銀樓，上門的顧客多是跑單幫的商人。其中「木蘭委託行」是最大的一間，大門卻開在延平南路93號(中山堂的對面)，牆上有于右任所題的大字，老闆是胡木蘭，黨國大老胡漢民的女兒。目前保存狀況最佳的建築是1933年落成的「臺北信用組合」(87號)，台灣光復後改為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現為合庫銀行的城內分行。

這條老街本來有賣蘇州茶食的「采芝齋」，賣西點烘焙的「老大房」和「沙利文」，這些上海老商號悉已遷移他處。在中華商場還沒興建之前，衡陽路是通達西門町，共融繁華的街道，遺憾地，大多未留下往昔的風貌，祇能在泛黃的相冊中尋找和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