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以色列與美國對伊朗發動為期12天的軍事行動，摧毀納坦茲、福爾多與伊斯法罕等核設施，迫使伊朗數十年來精心構築的「核門檻戰略」瓦解。這似乎印證了納朗（Vipin Narang）與瓦迪（Pranay Vaddi）等學者的觀點：朝鮮模式在外部壓力下仍堅決完成武器化，或許顯得「成功」。然而，若將此簡化為「成敗對照」，極可能忽略地緣環境、體制差異與長期代價，恐將誤導後續的政策辯論。

伊朗與朝鮮身處截然不同的戰略環境。伊朗位居中東地區核心，周遭環伺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與美軍駐地，任何核進展都牽動多國神經，風險高度外溢。相對地，朝鮮享有中俄兩國的戰略庇護，使得美國難以輕易採取「去政權化」行動。這解釋為何朝鮮能在孤立中生存多年，而伊朗卻迅速成為多國打擊的焦點。忽略此結構差異，便無法理解為何兩國採取相似策略卻導致截然不同的後果。

儘管有觀點暗示伊朗的挫敗，對比朝鮮模式的「成功」，但這種簡化忽略核武對國家安全的侷限性。朝鮮固然保有核武，但也因此長期承受國際孤立與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反觀伊朗，即使設施遭重創，其能源出口、代理人網絡及宗教影響力，仍能讓其在區域維持政治籌碼。換言之，核武並非國家安全或國際地位的萬靈丹；核武化或許能換取政權生存，卻往往以犧牲國家發展與社會韌性為慘痛代價。

以色列與美國的先發制人行動，雖打擊了伊朗的核計畫，但也可能帶來長期副作用。歷史經驗顯示，外部打擊往往會強化國內鷹派勢力，壓縮溫和派與外交空間，反而促使受害國更堅定地追求核武。此舉不僅無法根本阻止核擴散，更可能成為他國追求核武的警示：若不及早跨越武器化門檻，最終恐步上伊朗後塵。短期延緩核化，長期卻可能加速核擴散。

納朗與瓦迪的觀點，過於聚焦於單線對抗，未能充分評估多邊體系的潛在作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乃至於歐盟、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國家在核談判中的斡旋，都掌握著影響局勢的關鍵。多邊合作不僅能提供必要安全保證與經濟誘因，更有潛力為伊朗重建外交空間。忽視這些機制，極易將討論窄化為「武器化或毀滅」的二元對立，掩蓋和平解決與外交斡旋的諸多可能途徑。

儘管軍事打擊摧毀了伊朗的硬體設施，但其核技術的know-how並未消失。科學家群體、研發經驗與跨國技術交流，都為伊朗的「浴火重生」埋下伏筆。此外，核計畫若分散化、地下化，甚至與朝鮮等國進行技術交換，仍能逐步恢復。僅從「設施毀壞」推論伊朗戰略的終結，恐過於短視。

朝鮮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獨特的政體與地緣環境：金氏政權高度集中，能承受制裁而不崩潰；而美國及其盟邦不願冒險引爆戰爭，故選擇戰略嚇阻而非推翻。這些條件對中東或其他地區國家並不適用。若他國模仿朝鮮模式，極可能因孤立無援而走向失敗。因此，將朝鮮視為普遍範例，極易產生誤導。

伊朗的核門檻戰略雖因2025年的衝突遭受重挫，為核擴散研究提供新的案例。然而，若僅將此解讀為「伊朗的失敗、朝鮮的勝利」，則因忽略了地緣結構、長期代價與國際合作等關鍵因素，而顯得過於簡化。當前國際社會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避免伊朗的遭遇成為他國加速核武化的警示，並善用多邊體系創造誘因，讓核門檻戰略仍保有外交價值。唯有深刻理解這些複雜面向，才能防止伊朗的故事，最終反成為推動核擴散的另一場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