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法在台灣實行近三年，然台灣高等法院接連因有國審案件遭判死刑、無期徒刑，讓一審法院審判長成為箭靶，被告律師批評一審審判長權威引導、造成國民法官預斷，程序違法，讓國民法官新制再起爭議。

基此，司法院表示：犯罪量刑為合議庭共同決定，實非審判長一人可左右；基於過去可能基於職業法官量刑爭議民怨，司法院去年針對國民法官做問卷，其結果是不認為審判長有「權威效應」。

然，基於輿論對於國民法官爭議：量刑標準不一、又容易受法官影響，且選任制度不公開、國民法官參加審判形同替職業法官背書；所以台灣民眾即使推動國民法官，人民對司法還是不信任，這並非推動司法改革的立意！

綜上，台灣司法長期讓人民不信任，如果不能設立一套司法人員檢核與淘汰制度，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但讓人認為審判不公、加上地檢的人為因素與爭議不斷出現，設立國民法官有何意義？」

加上國民法官選任並沒有公開程序，讓判決容易失去公信力。

新制難處理重罪

律師陳為祥直言，國外陪審制是法官量刑、陪審團衡量是否犯罪，但國民法官制卻把事實認定與量刑綁在一起，容易讓國民法官出現判很重的現象，但實際上法官審過無數案件，其實才是最知道量刑標準的，但看到國民法官判很重，也不會有動機去說服改變想法，恐讓量刑失去標準，民眾無所適從。

國民黨立委游毓蘭也說，1998年制定《家暴防治法》就是因為希望避免再出現鄧如雯殺夫的悲慘狀況，但至今還是出現人倫悲劇還重判，可見國民法官並不清楚相關脈絡，而且現在司法院為了增加國民法官報到率，都宣稱處理案件只要3天，但重罪法律案件多複雜、牽涉甚廣，3天恐難做出最公平量刑。

因此他們呼籲，國民法官實施半年以來屢屢出現爭議，顯示司法系統並未準備好新型態審判制度，應該停止施行國民法官制度，重新檢討何種審判模式適合台灣才是要讓台灣司法更多元、更透明，讓判決能夠在依據法律外亦能反映一般國民的生活經驗、反映一般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使判決更接地氣讓人民對於犯罪特別是詐欺案件有更深刻的認識，以實現民主價值台灣特有公民參與的社會的法治觀念為本文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