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呂玉新為在美華裔，現為紐約市聖約翰大學文理學院並亞洲研究所客座教授。其自該校亞洲研究碩士後，獲世界近代史博士學位。呂氏站在廣闊視野的文明史立場，以東亞政治思想史為中心，已有英中日文諸多論著發表。本書是繼其2006年付梓的《古代東亜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産生》後又一學術專著，也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作者在言語学領域方面也有论著，如其基於在中國、日本和美國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日語語言學領域的飛田良文氏共著過《日本語・中国語意味対照辞典》（東京：南雲堂，1986）等。

        本書主要所考，為十七世紀初葉至十九世紀江戶德川時代的日本思想史。鋪陳則從復明活動受挫後亡命日本的明朝遺民、也是儒學者的朱舜水（之瑜，1600～82)開始。朱舜水後來得到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的庇護，對水戶學的形成給予了重大影響。此書主要着眼點，在於經朱舜水所帶來的廣義上的影響與波紋中，古學如何興起並將儒學日本化(或作本土化)、繼而影響到（日本）國學的擡頭、以及隨之對後期水戶學的影響。作者深掘後期水戶學的影響與擴展，溯其根源，爲的是找出日本在近代黎明期產生狹隘民族主義與極端排外主義、並不久導致近代日本的發展也陷入歧路的原因。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説，讀者可以很容易地預想到對於思想史的發展，本書絕難落入封閉式的日本研究中，而能對起源於大航海時代的西方列强之殖民地主義、西學東漸、明清政權變遷等造成的契機、以朱舜水為代表的東亞地域内的文化交流等，以世界史、文明史的寬闊視野，對該時期東亞及日本的思想文化重新檢視之。下筆至此，順便值得提一下的是，若僅著眼於東亞範圍内對朱舜水的研究，可以發現本書與徐興慶教授的《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也有符節之處（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中心，2008）。徐氏因爲對新的歷史資料挖掘而在經驗和文學證據上佔有優勢；呂玉新的真正價值可説是其具有廣闊的歷史文明視野，以及對文明論述時所持有的深刻洞察與見解。毋庸贅言，此洞察與見解是基於廣汎涉獵的巨量中、日、英文文獻的堅實基礎上。在四百多頁的本書中，相比三百頁的文本，餘下的是注解和龐大的引用文獻（以及數頁索引）。本書作者因之並不忽視對文獻的交叉求證，而且除了英語國家的研究文獻，西歐政治和社會思想史方面的許多經典文獻也都應需而被參照引用。所以可以説，此研究并非僅僅作爲主涉日本的東亞思想史研究，其對於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等其它領域的研究人員來説，作者開放的態度也頗值得大書特書。

        東亞歷來有以史爲鑒的傳統。根據作者深究現代日本極端狹隘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排外主義（本書以<本土主義>表述）遠因的姿勢與問題意識，不難看到作者確有將其作為現代之訓的超學問之動機。此研究，不單是對日本當今現狀及今後所走道路之警鐘，其微言大義，也可以説是對包括强化大國主義、霸權主義態度的中國、對東亞全體出現的上世紀那種朝向極端民族主義傾斜的狀況，也不啻為當頭棒喝。這是因爲作者並非將問學局限在狹義的歷史與思想研究中，同時也將基調定在對當代深切的人文關懷上。

        下面，筆者大致按照本書構成，對個別論點稍作論評。本書作者首先在《緒論》中敘述了該書的問題意識以及歷史背景，其主要論述的對象為水戶學、古學、國學等。可以確認的是，作者對這些學派的政治思想研究，不但揭示了其受到大陸文化及日本朱子學的影響，其中也包含了相互間的軋轢、葛藤以及反擊。此研究不僅在日本思想史上，從整個東亞規模及視點上來看，也是極具建設性的。又由於構成本書基調的原點可説是前承本書作者的《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所以本書在論述中也從東亞的視界，在需要処對日本古代以來的歷史進行回顧，並同時也屢屢引用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相關的研究成果。此外，對本書論題所涉及的日本民族主義研究史，作者也有個總括交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及其後的研究中，本書作者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虛君政治>。此<虛君政治>說，可視作相當廣義的一個概念。其既有相當可限制君主權力的功能，在實際應用方面，也可視爲一種汎指的政治體制。此體制的特點是與君主專權對抗的中間勢力（貴族及武士）與民衆，大致掌握了政治實權。呂氏在該書中指出，日本的政體發展過程可分爲以下幾個階段：大和王權初始是多氏族構成的聯合政權，進入7～８世紀後，隨著唐律令制的引入建立了中央集權制。9～10世紀間，天皇權力衰退，首先受制於貴族的攝政氏族，其後權力轉移，經武家政權，終至虛君政治制。呂氏認爲，此虛君政治合乎孔子所推崇的周王室之態度，並將其比照依據自然法(social natural law)和社會契約所建立的、以英國為首的西歐立憲君主制。筆者認爲：作者此識，也是對清末由梁啓超等所倡的虛君共和，無論在詞匯上還是觀念上的一種互相反響。

       緊接著緒論後的第一章揭示了日本天皇與德川政權（幕府）的關係、水戶學的產生，以及在天皇觀方面德川政權與初期水戶學的不同態度;第二章則是有關將儒學轉向本地化（日本化）的古學之興起；第三章考證了朱舜水與水戶學、古學之間的關係與其影響。第四章是作者在政治思想方面對德川時期國學的興起與發展的考證。通對從契沖開始到復古神道的轉變、本居宣長以及平田篤胤等人國學思想檢證，呂氏指出，（日本）國學之所以具有積極弘揚日本的特殊性、先天傳統固有性以及優越性的思路，其根本原因是其主觀認定日本為神國、日本人為神孫皇民，並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末章的第五章則以藤田幽谷、會澤正志齋等為中心，論證了後期水戶學的主張。作者在分析的同時，著重强調了正是國學和後期水戶學引起了近代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排外主義等的濫觴。

      本書作者的論述，從廣視角上看，基本是根據穩當的論證而導出，但不能不説其論斷中并無稍有異見処。首先，關於初期水戶學的立場，尊王敬幕是可以肯定的；不過根據後期水戶學的變質而將水戶學區分爲產生與推移期，是日本學界最早作出的定論（參見：尾藤正英，《日本の国家主義―「国体」思想の形成》，岩波書店，2014）。另外，將德川政權的立場與態度，以及所謂<官方>朱子學的主張一概而論為<尊幕抑王>，參照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是否稍有過於斷言之嫌？（參見：野村玄，《日本近世国家の確立と天皇》，、清文堂，2006）再者，還有一種假説認爲：與其説是德川（江戶）末期從王室與幕府融合（公武融合）的權利構造轉向王室與幕府分離（所謂公武分離），倒不如認爲幕府末期的公武合體運動，反而在現實與實際過程中呈現出公武分離的現象（參見：深谷克己，《近世の国家・社会と天皇》，校倉書房，1991）。作者在本書中引用了有名的坎佩爾有關關於德川時代皇室與幕府關係的記述 <日本并存兩個皇帝。他們是在江戶的世俗皇帝和京都的宗教皇帝> ，並還認爲當時日本的這種政制，與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批判專制君主制的主張有相符之處。不過若真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直接影響，應該有一定難度。

       再者，由於論證朱舜水對古學的影響之依據僅為書翰往來，對朱舜水的評價恐有稍過之嫌。此外，作者有關儒教原本的華夷之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基於文明的存否，并非基於民族及族群，並指出從古學到囯學在日本所產生的歧路傾向。筆者贊同於作者此識，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此後到後期水戶學以及更往後的、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應該還有許多其它途徑。另一方面，在江戶・徳川思想史中，也有與之相反的看法。那種看法主張：原本並非依據民族與族群而衍伸的儒教思想，經各種途徑而被歪曲了。持此類主張者也許因爲感到中華中心主義而走向反彈。另外，對於藤田幽谷《正名論》問世時段的後期水戶學，也可理解為其在本質上還是在儒教的框架内，并未逸出。總之，筆者認爲，我們不僅對水戶學在廣汎傳播過程中的政治與社會情勢以及接受群體，有必要更進一步詳考；對近代以來日本在形成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的過程中，德國法學及有關西歐進化論的思想影響與對儒學的重新詮釋與應用（惡用？），是否也更應該加以研討考慮？（參見：山村奨《近代日本と変容する陽明学》，法政大学出版局，2019）……。

      最後，就形成本書背景的問題意識與其關係而言，筆者認爲，起源於後期水戶學的極端狹隘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如果換一視角觀察，也可認爲其在思想發展與展開的過程中出現的輕微畸形，不外乎是個例外。誠然，如前所述，從現代與當今觀點出發的作者的警世意圖是毫無疑問的，考慮到其背後的微言大義，可以説，與近代超國家主義、天皇中心主義完全異質的虛君政治，才真正是日本本應有的常態。如果筆者推論無誤的話，本書與石井良助氏所持天皇不親政為日本傳統的觀點是一致的（石井良助《天皇―天皇の生成および不親政の伝統》，山川出版社，1982；講談社学術文庫，2011再版）。此意義在於，即便比照現在的象徵天皇制，此見解對於日本的穩健保守派而言，也是比較容易接受的。行筆至此，筆者不得不說，該書作者橫跨東西、極具寬闊的文明史、文明論之視野，同時也不愧爲國際日本研究、國際日本學的一個典範。

      對於此書，筆者管見，除了論文已有引用參考，互聯網和紙質媒體也有了書評。如中國的王鍵氏（《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院、社會科學雑誌社，2017/5）、台湾的郭雨穎氏（《漢學研究》第36巻，第2期，漢學研究中心，2018/6）。可以看出本書在漢語語言圈内已有相應的反響。

書評作者：伊東貴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著作有『思想としての中国近世』（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５年）等，共著有『中国という視座』（和溝口雄三・村田雄二郎共著、平凡社、１９９５年）等，著作之翻譯（中文譯版）『中國近世的思想典範』（楊際開譯，徐興慶校閲、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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