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初某日中午，我正在辦公室吃便當，電話鈴響，對方自稱是台北亞都飯店總經理嚴長壽。那時嚴在社會上尚未享盛名。我因曾隨長官在亞都宴請外國賓客，見過嚴先生，但他不識我。嚴在電話中確定我是新聞局聯絡室主任後說：美國《華府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老闆葛蘭姆(Mrs. Katharine Graham)一行七、八人將於當晚抵台，住宿亞都，我方情治人員已於上午紛紛進駐該飯店，頗為明目張膽地布建，甚至裝置監聽設備。嚴語氣憂慮地表示：《華府郵報》是國際知名媒體，此等情治活動，萬一被對方察覺，後果不堪，故特向新聞局反應。聽了嚴的話，我頗疑惑。外國媒體來台採訪者，每年達數百人，多由新聞局聯絡室接洽，未聽說有監聽情事，若嚴所言屬實，難到是因《新聞週刊》(News Week)及劉美遠(Melinda Liu)之故？我心中暗想。

那時台灣經濟已經起飛，獲國際普遍肯定，但因還在戒嚴，人民自由受到限制，威權政治有時亦遭國際媒體批評。新聞局聯絡室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外國媒體在台採訪順利，希有正面報導，以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華府郵報》是在美國首都發行的報紙，自有影響力。該報更因揭發「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森總統辭職，而享盛譽。葛蘭姆除擁有《華府郵報》外，也是美國另一重要雜誌《新聞週刊》的老闆，此次親率重要幹部自費訪台，並將晉訪蔣 經國總統，當然受到政府高度重視。新聞局聯絡室早已預做周詳接待規畫。

葛氏一行在台活動行程，有些是自行接洽，不要政府涉入，例如下榻亞都飯店，就未假手新聞局，我與嚴總經理事前無聯絡。但如晉訪蔣經國及拜會政府機構或人士，則是請新聞局安排。雙方聯絡管道有二：一是透過新聞局駐美國華府單位「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代表處新聞組」；另一則是由《新聞週刊》新任不久的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劉美遠小姐從香港直接與我電話聯繫。劉小姐是華裔美國人，年約三十，台灣屬她工作轄區，所以葛氏訪台，一切由她安排。

劉美遠以往是《新聞週刊》記者，曾多次來台採訪，報導內容，從當時政府的角度觀之，頗不「友善」，甚至有嚴重不實之處。新聞局曾去函說明，要求更正。該刊雖登出新聞局函，卻重申劉小姐報導無誤，令政府極為不滿。那時掌管出入境的「警備總司令部」，對「不友善」的外國媒體人士，是可以拒絕入境的。這次葛氏來訪，人在香港的劉小姐，似擔心無法取得入台簽證，不能隨行，曾兩度在電話中向我婉轉表達，期望政府勿予為難。我也據實向長官反應。不知是她多慮，還是有關單位經反應後改變決定，她後來順利獲得簽證，未有任何困難。

與嚴長壽通完話，我認為他所言之事，非同小可。「水門事件」即因美國民主黨總部被尼克森幕僚指使，暗裝竊聽設備，遭《華府郵報》追蹤報導， 一發不可收拾。如發生台灣版的水門事件，且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其後果不敢想像。我立即擬向副局長及局長報告。但因是午餐時間，兩位長官均已外出。我想事涉情治，非新聞局可單獨解決， 想到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宋楚瑜。宋先生原是新聞局局長，我的老長官，才轉任文工會不久，辦公處與新聞局僅兩街之隔。宋擔任局長時，葛蘭姆也來過台灣。宋曾向葛當面舉證《新聞週刊》對台灣報導偏頗之處，居然獲得葛的認同，表示確需檢討改進。我還聽說此次葛氏要求訪問蔣經國，宋曾向蔣積極建議予以延見，使葛對台灣能有較深之了解。於是我電話向宋報告有急事請見，他正好在辦公室。

宋聽了我轉述嚴長壽的話，亦認為此事甚為不妥，後果嚴重，除肯定我的反應正確，要我告訴嚴先生此事會處理外，並囑了解後續發展。當我趕回辦公室，才踏進門，即又接到宋的電話，問我與嚴聯絡情形，可見他對這事的重視。幾小時後，嚴告訴我情治人員已離開旅館，監聽亦已移除。那時葛蘭姆等尚未抵達。

葛氏一行訪問台灣，共約四、五天，行程緊凑，最重要的節目，當然是晉訪蔣經國總統。那時的蔣經國很少會見外國媒體人士。遇有極重要者，經評估核准後，其標準作業如下：

一、新聞局人員事先告知對方:晉訪屬「禮貌性拜會」(courtesy call)，不作正式新聞訪問;總統談話不得引用刊登;得刋登者，為書面答問稿，而刊登時，不可更改稿中字句。如對方同意此條件，則請先以書面提出問題。

二、所提問題經新聞局或其他相關單位擬答，奉總統府核定並譯成外文。

三、訪賓晉見總統後，新聞局陪同人員將核定之外文書面答稿交予訪賓。 通常會再提醒對方原先之承諾:不得引述總統當面談話，僅能刊登書面答問內容。

此一作業程序，總統府是嚴格要求遵行的。主要擔心即時訪問，恐總統未有準備，回答不周，又恐因口誤或談話遭對方誤解，刊出不符總統原意之文字或内容，造成困擾。至於書面答問稿，因自起草到核定，經過層層審閱，字斟句酌，極為審愼，白紙黑字，不會有誤。葛蘭姆晉訪蔣經國總統，政府作業，亦是遵照此一標準程序。

葛氏一行，負責報導訪台事宜者，是《華府郵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Southerland先生。他事先已以書面提出詢問蔣經國的問題，並允晋訪後依書面答問之內容報導。葛蘭姆於十月七日下午四時率領S君等四、五位高階幹部，由新聞局局長張京育陪同，普見蔣經國總統，擔任傳譯者是當時蔣的英文秘書馬英九。劉美遠及其他二、三位職級較 低的葛氏隨員，留在旅館，未同行。在S君赴總統府前，我就告訴他，晉訪後會在飯店面交答問稿。

葛蘭姆等晉見蔣經國的時間，比預計者長，回到亞都，天色已暗。我在飯店大廳等候。葛氏向我致謝，表示晉訪順利，她未在大廳停留，逐自回房。 我將總統書面答問稿交S君。S君接過稿，未立即拆閱，反之劈頭就問:「總統說台灣近期内將解除戒嚴，這是否新聞?」。

那時台灣已盛傳即將解嚴，媒體亦有相關報導，所以對我而言，解嚴已並非新鮮事。但我不能確定蔣經國總統是否已親自做此表示。做為政府的新聞官員，我所受到的專業訓練是：不對媒體說沒有把握的話。S君急切地等我答覆，實不容我有時間查證。於是我取巧地說：「總統從未如此明確地表示過。」。S君聽了我的話，急忙看錶，不知是對我說，還是自言自語：「《華府郵報》已截稿，但《國際前鋒論壇報》還來得及。」。他未回房間，即在大廳中拿起旅館內部的通話機，請總機接外線，打到在歐洲發行之《國際前鋒論壇報》編輯部，陳述蔣經國說台灣即將解嚴事。第二天《國際前鋒論壇報》及《華府郵報》先後在頭版刊出此則新聞。學者專家以及政界人士，亦紛紛發表言論。解嚴列車，由是啟動，加速前行。

事後許多人讚揚蔣經國睿智，知道利用接見葛蘭姆的時機，向國際做此重大宣告。但有些關鍵，值得一提：

一、照當時的作業規定，《華府郵報》僅能報導蔣經國核定的書面答問，且已獲該報承諾遵行。而「解嚴」一事，是蔣口頭所述，書面答問中，未提此節。依雙方協定，這是不能引述報導的。

二、蔣經國接見的主要對象，當然是葛蘭姆，但報導者是 Southerland先生。葛氏似充分信任S君之新聞處理專業能力，未就如何報導，有所督導。

三、S君不盡了解台灣情况，對蔣所稱台灣將解嚴一事，不知其他媒體是否已有披露，原不確定應否強調。當他問我蔣之所言是否新聞時，如我未做肯定答覆，S君之報導，或會不同。

四、如無嚴長壽先生出於愛國心的 「多管閒事」，以及宋楚瑜先生的及時協調相關單位，萬一被葛氏等察覺遭受監聽，必會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國際醜聞，那還會有後來「蔣經國總統說台灣即將解嚴」的圓滿報導呢?

《華府郵報》刊出台灣即將解嚴的消息，其經過，有事前無法預料之曲折。故「蔣經國刻意藉葛氏將解嚴訊息傳布國際」的說法，能否成立，不無疑問。

另有一種可能，即是:當時蔣僅是對葛表達內心想法，並無意公開宣告，但既經大肆報導，且獲國內、外一致讀揚，因而更加速了政府的解嚴作業。此一推論，證諸上述事情經過之實際情况，似更合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政府正式宣布台灣解除施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狀態，這是我國政治發展上的里程碑，向民主大步邁進，過去對外國媒體的監管，也隨之取消。蔣經國在解嚴前九個多月，即向葛蘭姆透露此一決定。不論當時蔣的用心為何，台灣政府決定解嚴—一事，是因葛蘭姆訪問蔣而傳布國際的。我親歷其事，從實記述一些鮮為人 知的細節，也算是見證歷史。

〔註：《國際前鋒論壇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是《華府郵報》與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合作，在歐洲發行的英文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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